第93屆大會 (2024)

1960年代初期美國發生反體制運動，導致社會動盪，亦影響了眾多年青人的一生。當時，一位年輕的白人大學生和他的尼日利亞裔室友，一起從科羅拉多州開車旅行到種族隔離根深蒂固的美國南部腹地，在旅途中的商店員工和旅館服務員對他倆同行皆表示出異常驚訝的神情，他們也目睹了當時美國極度不平等的現況：黑人和白人不能共用公園長椅、公車或旅館，更不用說一同上學。他們亦看到了貧困和歧視對他們路過社區的影響。

這次經歷，成為這位大學生終身關注非裔美國人地位的主要原動力。即使美國已正式結束種族隔離，他仍然努力嘗試拆除非裔美國人向上流的障礙。基於這信念，他展開了一個為期10年的研究項目，結論確立了1964年《民權法案》對非裔美國人地位的重要性。

60年過後，這位大學生仍然努力不懈地分析闡明社會不平等現狀的原因，並提出解決方法，成果不單惠及美國的黑人社群，更推廣至全球。這位大學生就是今天的榮譽博士學位領受人，芝加哥大學微觀計量經濟學先驅，James J. Heckman教授，亦是芝大「亨利．舒爾茨傑出經濟學教授」。

對受Heckman教授影響的當政者（例如美國前總統Barack Obama）及慈善家來說，教授的研究絕不沉悶和深奧，反而在評估社會不公現狀時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支援，並讓當政者制定公共政策時有所依據。研究成果也幫助慈善家選擇資助的項目。由此可見，教授的研究不僅對公共政策產生影響，為個人和社會帶來最大的回報，而且提供分析和數據，幫助政府在緊縮財政下如何分配資源。

教授對公共政策的貢獻獲得全球認可，2000年他與另一位經濟學家共享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榮譽不只肯定他在微觀計量經濟學中闡述和分析人口多樣性和異質性的研究成果，更表揚他為建立評估公共政策機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除了諾貝爾獎外，教授還獲得其他眾多獎項，包括因對消滅貧窮付出的努力而獲頒的Dan David Prize，對計量經濟學研究的貢獻獲得的Frisch Medal，以及其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作出的貢獻而獲頒的「中國政府友誼獎」。

研究人員為60年代末至整個70年代成長的幼童自學前教育階段進行了追蹤調查，評估學前教育對於個人發展的影響，及查察不同形式的支援對幼兒成長有何意義，並對這些「干預」措施進行了評估，以探索在不同環境下成長的幼童是否仍能獲得「公平成長」機會，並尋找解決「不公平成長」的方案。研究的重點在於分析早期的成長階段，幼童如何吸收關鍵性的「認知」和「非認知」技能，從而為個人發展奠下基礎。根據Heckman教授對「Perry學前班計劃」和其他相類計劃的數據分析，只要能在幼童生命開始階段提供良好的培訓，他們就有更大的機會茁壯成長，繼而對社會做出更多貢獻。這種做法還可以降低社會滅罪和保健的成本；此外，良好的培訓有助幼童健康成長，免卻痴肥和酗溺煙酒之患。Heckman教授最近領導「中國農村教育與兒童健康計劃」和在牙買加推行的「Reach Up and Learn計劃」（後者是兒童早期培育訓練項目），這兩個項目皆通過對幼童成長過程進行嶄新的分析。研究數據和結論，為兩個國家條件較差的城鎮推行的社區計劃，提供了積極的參考作用，並成為其他地區追隨的典範。

Heckman教授因積極倡議幼兒教育和幼兒發展而聞名於世，，對學前教育發展影響深遠，同時也對幼童的成長起了積極作用。教授的研究結論顯示，對幼兒教育的公共投資回報率高達14%，不僅為個人和社區帶來經濟效益，效益還能世代相傳。正如那些從「Perry學前班計劃」中受益的幼童，如今已成長為下一代幼童的父母。

教授的研究成果，讓學前教育備受重視，這一現象也促使香港進行相應的教育改革，如增加資源用以提升專業培訓、增加撥款，以及特別關注弱勢群體的成長。這些改革措施現已成為香港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環。

然而，教授的研究不僅局限於教育服務，也涉及如何培育嬰兒。不論家庭環境如何，嬰兒都需要父母悉心栽培，尤其在培養非認知技能方面，以避免孩童在「不平等」的環境中成長。這一觀點得到了網球明星諾瓦克．祖高域的認同，他的基金會引用教授的研究結論，選擇了優質學前教育、家長教育和支援弱勢社群作為重點資助項目。

Heckman教授一直批評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用以評估教育成效的「國際學生評估計劃」（PISA），認為PISA的調查問卷涵蓋的測量數據過於狹窄。OECD似乎亦注意到他的關切，並邀請他以高級顧問的身份加入PISA 2021問卷專家小組，為調查研究的工作提供建議。隨後，Heckman教授與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員Tim Kautz博士合作撰寫了一篇名為《評估和培育技能：提高認知和非認知技能以促進個人成長》的論文，並建議PISA在問卷中增加蒐集有關學生品格技能的數據。

教授認為學生的非認知能力與學術成績同等重要，這些能力包括動機、毅力和責任心。這些品格技能可以在童年時期培養，使他們日後能透過教育獲得更多的知識和技能，從而在工作上取得成就，實現幸福家庭生活。教授也曾提到這些品格技能，是他賴以成功的要素，對他一生影響深遠。

Heckman教授在二戰結束前出生於芝加哥，成長於一個謙和而虔誠的基督教家庭。八歲時，他已經成為一位「兒童牧師」，並希望終身事奉教區。然而，在他就讀科羅拉多州萊克伍德市的高中時期，他放棄了童年時的志向，轉而對傳統學科產生了興趣。他對知識的好奇心深受粒子物理學家Frank Oppenheimer的影響。Frank的兄長Robert Oppenheimer負責執行「曼哈頓計劃」，開發原子彈。由於Frank是共產黨黨員，國家禁止他和Robert一起工作，並迫Frank隱居於科羅拉多州的一個牛場，及後他被說服到蒙大拿州傑佛遜縣博爾德城的一所學校教書，期間曾為傑佛遜縣的優秀學生提供精英班培訓。歷史學家Martin J. Sherwin和專欄作家Kai Bird合著的《Robert Oppenheimer傳記》中詳細描述了Robert的一生，包括他和幼弟Frank在戰後受到的壓迫和不公平的待遇。然而，傳記中沒有揭示的一個細節是，年輕時Heckman是Frank Oppenheimer任教精英班其中一位優秀學生。Heckman教授曾錄述在精英班受學期間，深受Frank的啟發，開始了他對實驗科學的探索和相關理論基礎的學習。然而，Heckman也意識到無論實驗和理論多麼豐富多彩，最終仍需要與實證數據結合。

儘管曼哈頓計劃孕育了多位諾貝爾獎得主，但該計劃的主導者Robert Oppenheimer從未獲頒這項殊榮成。然而，他的弟弟Frank因為創辦了「舊金山探索館」以推廣公眾對科學的認知而廣受讚賞。值得一提的是，在Frank認為自己被迫流放至傑佛遜縣的時期，他還幫助激發了另一位非凡的學生，最終這位學生也贏得了諾貝爾獎。

完成高中課程後，年輕的Heckman入讀科羅拉多學院修讀本科課程。學院的博雅教育激發了他對不同學科的好奇心，他修讀了包括哲學、歷史和數學在內的各種課程，最終主修數學。其後教授鍾情經濟學，是因為他認為它可以協助解決社會及經濟種種問題。本科畢業後，Heckman繼續在普林斯頓大學進修，完成碩士及博士課程，獲頒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研究涵蓋勞動力供應和商品需求。

教授的早期學術生涯在紐約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度過。 1973年，他轉到芝加哥大學任教至今。在芝大，他是哈里斯公共政策學院的創辦人之一，2014年創立了人類發展經濟學中心，目前仍然是該中心的主任。此外，他還在芝大法律學院任教。

Heckman教授的學術研究建基於經濟學，但為了深入探討重大的社會及經濟問題，他充分意識到需要借鑒其他學科的幫助。這一觀念部分來自本身是社會學家的妻子Lynn Pettler。兩人於1979年結婚，育有一子一女，他們的子女也都追隨父母的腳步，在美國高校任教。教授於2010年在芝大經濟學系成立了「人力資本與經濟機會全球工作小組」，該小組是由500多位學者組成的國際網絡，他同時也是該小組的聯席召集人。小組的研究和服務領域涉及基因學、流行病學、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等多個領域。教授在該小組的工作以及他眾多的學術崗位，使他成為一位極其多產的學者，至今已發表了370多篇學術論文和九本著作，例如《成就測試的神話：通識教育發展（GED）和品格審查如何評估學童日後在美國的生活》和《給孩子一個公平的機會》。

香港中文大學對Heckman教授的成就深表欽佩，特聘其擔任博文講座教授，與大學師生分享專業知識。履新後，教授致力促進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IGEF）與芝大人類發展經濟學中心的交流與合作。在過程中，他亦與中國內地的研究人員合作，並取得了卓越成果。在他指導下，IGEF與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與及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合作項目，對於引導中國制定政策以加強幼兒教育發展和解決不平等問題，皆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項目又在貧困農村地區推動了一系列扶貧助學的工作，進一步證明合作計劃對貧瘠落後地區起了積極的影響。因此，教授成為中國的摰友，並於2019年獲頒「中國政府友誼獎」。

在學生、同事和合作伙伴眼中，Heckman教授是一位傑出的學者，精力充沛，樂於助人，也是他們的摯友。同樣對他敬佩和感謝的人士，包括曾受惠他的指導項目或研究成果的政府和機構決策者；亦包括眾多貧困孩童，後者因他的援助計劃，燃亮了他們的生命。校長閣下，教授一生致力貢獻社會，造福人群，是一位仁人志士。本人謹恭請校長閣下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銜予James J. Heckman教授。